批判與可能性的道路

宋文里（2006）「批判教育學」的問題陳顯。批判教育學：臺灣的探索。台北：心理。

「而Giroux和Freire也說：批判除了是對於宰制性霸權的謊言和迷思作毫不留情的揭發之外，『它也是一種實踐學習的形式，其中包含傾聽他人的經驗以促進自我批判的能力，然後運用這種批判性來作為基礎，發展出可以操作的論述程式，從而建立另類的希望和可以實現的遠見。』（Livingstion, 1987: xii）由此觀之，批判教育學的內容，除了批判的語言（language of critigue）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可能性的語言（language of possibility）」（引自宋文里，2006：14）。

宋老師的這段陳述，讓我想到，或許目前在台灣，「批判」給人的印象，或者許多人對「批判」的使用與理解，大部分是停留在「對於宰制性霸權的謊言和迷思作毫不留情的揭發」的這個階段。

而批判教育學學者認為，批判還包含「傾聽他人、自我批判以及建立另類的希望和可以實現的遠見」，用宋老師的話，就是要開展出「可能性的語言（language of possibility）」。

我覺得他們的說法，與之前老師曾提過的，也就是要「看到那個局，然後找到離開那個局的道路」，在概念上是很接近的。

對於只停留在「對於宰制性霸權的謊言和迷思作毫不留情的揭發」，我認為這樣的語言與其所要「揭發」對象所操作的語言，所作用的方式，在結構上，是沒什麼不同的。

也就是說，在我看來，他們都是在使用語言，把他們所要指涉的對象，固定在某個位置，並也固定了自己跟那個對象的相對關係。

而如果只停留在這裡，也就是「揭發者」與「其所揭發的對象」，雙方都在那個被固定住的「局」裡面，如此一來，「揭發」的「砲火」愈猛烈，也只是讓這個結構關係愈穩固而已，是無法離開那個局或者發展出新的可能的。

至於那個「離開那個局的道路」，又或者「另類的希望與可實踐的遠見」，是如何現身的？批判取向與詮釋取向，在實際的操作方法上，或者著重的方向，是否有所不同？又或者有著什麼樣層次上的差異？這篇潑就暫時不處理這個部分。

倒是今天意嫺問了「心理師可以用不同的眼光看孩子，而卻無法讓學校的老師或家長，不用特定眼光來看孩子」的問題，老師回應的那個「運動資優生vs.學業資優生」的例子，我覺得很有意思。

老師說，他建議學校老師舉辦東部地區的運動比賽，讓這些「運動資優生」的優異表現，也得以被他生活四周的人看見。如此一來，這個孩子有機會得到肯定，而大家也會看到這個孩子「好」的一面，不會只是用「學業」來要求他，而這個孩子在被投以「好」的眼光後，或許也會開始「自我期許」。

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主意，與其要去跟那些老師和家長們說：「你們這樣不對、不好」，這個作法似乎是「比較可行」，也似乎會「很有效」。

然而這個主意讓我想到一個部落裡的媽媽，跟我講過的事情。這個媽媽說，她很不贊成現在的小學一直讓孩子練原住民的舞蹈，雖然說，讓孩子學習部落的文化很好，去表演比賽也常得名，小孩子也很開心，可是啊，小孩子花很多時間學這個，讀書的時間相對減少，對他們以後的前途，沒什麼幫助啊！

我想講的是，當那個主意得以「奏效」，或許也必須存在一些「條件」。比如「踢球踢很好」跟「讀書讀很好」，對那個孩子的老師或家長來說，這兩者的「價值」，似乎是不能差距太大的。

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表達我覺得那個主意「沒用」，所以就不要做嗎？並不是的，相反的，我是支持這個事情的，並且我認為，看待這些事情的眼光，不應該用「有沒有效」來評估。

舉這個例子只是想說明，「現場」的複雜性，那中間會牽涉到很多不同的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，不同的脈絡。作「有效性評估」的意涵，是要去掌握「種什麼因，可以得什麼果」，然而，現場是如此地複雜，我們哪能夠全面性地掌握所有可能涉及的脈絡，以及明瞭究竟牽動了哪些效應呢？

那麼，離開了有效性的掌握，我們到底在做什麼？

我認為，我們就是在「促進改變」，或者是在「製造新的可能性」。如果老師、父母、孩子，以及參與在其中的「你」，對那個「現況」，是不滿的，那麼，我們就來做點事情吧！我們從已經被固著的「現況」裡，去尋找可以鬆動那個固著狀態的「縫隙」，鑽出一條「活路」來。

改變就保證是「好的」嗎？

這我沒法回答，不過我自己的經驗是，當很「投入」在做某個事情的時候，周圍的空氣，好像也會變得不大一樣了。